乡村母亲：不能承受的家庭之重

老母亲因脑梗再次住进医院时，我正焦虑地等在306医院的产房外。电话里二哥告诉我，这次病势凶险，老娘的半边身子动弹不得，说不出话来，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其他的兄弟姊妹都从各处往回赶。我心里一沉，家里分明做了最坏的打算。难道连老娘的最后一眼都要见不着了吗？
作为儿子，给予我生命的母亲在病危中，岂能不守在膝下；作为父亲，孩子即将呱呱坠地，岂能抽身离开。现实何其残酷！
父亲大约猜到了我的心思，在电话那头说，你安心在医院等着生孩子吧，不用记挂你娘，这里有老大老二；你来了也不顶什么用，万一见不着，这也是命，没办法。父亲再三嘱咐我不要回去，以免给我的小家庭带来不可逆转的矛盾。
我一遍一遍把买票回家的冲动打消下去，魂不守舍地在岳母的指令下在医院跑来跑去。在偶尔的空隙，老娘苍老龙钟、沉默温和的形象出现在眼前，越来越清晰。
（一）
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吃饭穿衣睡觉都像打仗一样。记忆中母亲整天没完没了地操劳。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天未亮，总是第一个起床开门，烧水、泡衣服、煮饭、做菜、煮猪食、洗衣服……等我们干完父亲安排好的早活，回家洗漱，拿起碗筷来只顾吃饭，这时母亲已挑着两大桶猪食到猪栏喂猪去了。
我们吃饱了，只顾把碗筷往灶上随意一放，各自散去街巷，找人聊天玩乐。母亲喂完猪食，又要到河边浆洗一家人的衣服，在晒衣杆上晾了，回家之后才就着菜碗里汤汤水水，把饭吃了。没等喘口气，又挑了尿桶去菜地浇菜。
若是在农忙双抢之时，早上还要晒谷。家务忙完了，还要赶紧下地，帮着抢收抢载。到了饭点回家做饭，母亲挑了一担满满的谷子马不停蹄往家里赶。
晚饭吃罢，我们只顾到村中热闹处去玩，乱窜了几圈回来一看，厨房一灯如豆，母亲还在“噌噌噌”地斩猪草。好些时候，看见劳作了一天的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来。
母亲从来没有跟我们抱怨过。菜被我们吃光了，她就把锅巴用开水泡了，滴几点酱油凑合吃。寒冬腊月，母亲冻得双手红肿开裂，仍旧一声不吭地操持家务。我们却连扫地挑水这样的小活也袖手旁观。邻家大婶闲话时常说，“三再嫂，难为你了，养这个家真是不容易呀，换别人早受不了了。”母亲总是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呀。”
（二）
因为吃、穿、干活、上学等事情，我们兄弟姊妹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竟势同水火。
父亲只有一个法宝——皮鞭。母亲则忧心不已，我们之中常有人指责母亲偏心，不服不忿，母亲又不擅长说教，少不得暗暗垂泪。我八九岁的时候，吃了一顿父亲的皮鞭之后，负气出走。直到深夜被村人找回，才知道母亲竟然两顿没吃。我那时竟有种报复的快慰。
大约十一岁时，大姐暴毙夫家，尸体伤痕累累。我们雇了两辆拖拉机，拉着全村的男人去讨公道，无奈不如他们村人多势众，他们又在县里打点了关系，父母只得忍气吞声，看着大姐草草下葬。还得按住年轻气盛的大哥，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回家后，母亲号哭了好多天，直到喉咙嘶哑，发不出音来。往后的一年多，但凡想起大姐，母亲都哭泣不已，最后眼泪哭干，再也流不出来。
等我们这些儿女懂事了，知道父母不容易了，母亲已两鬓斑斑。而后我们陆续离开父母，上学的上学，务工的务工，出嫁的出嫁，娶妻的娶妻。往昔热闹的大家庭慢慢沉寂下来，唯有春节之时，儿女集中回到老家。
我每次春节回家，母亲总要在大门口用竹竿挂一挂鞭炮，点着了“噼里啪啦”地迎我。第二天总是杀一只小母鸡，早早炖好了端到桌上给我吃。这时候，母亲一边用手在围裙上擦着，一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大快朵颐。母亲沉默寡言，与我们并无太多的话语，回家问问我吃住身体如何之后，便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与别人聊天说话。
我在家里呆不住，串朋友同学，吃酒席大餐，七八天眨眼过去，提着包就往回赶。母亲四处打听谁去镇上，托人家用摩托车捎我去镇上车站坐车。走时，母亲又点一挂爆竹，把我送到村口，直到看不见摩托车。
（三）
等我在北京工作后，村里的老婶婶们对母亲说：“三再嫂，你算熬出头来了，如今你四仔在首都工作，用不了多久就能接你去享福哩。”母亲腼腆地笑笑，“他自己过得好就行，能给我几个钱用就好咯。”一辈子没去过大城市的母亲也期待来北京看上一眼，只是我工作的头几年一直没有安顿下来，不想让父母看到生活如此不堪。等稳定下来，父母的身体却垮了，未能成行，抱憾终生…..
母亲查出冠心病之后，医生给出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做心脏支架手术，母亲一听要七八万的手术费用，连连摇头，说自己是“入土半截”的人了，临了临了拖累儿女。无论我们怎么劝解，她都态度坚决，不肯手术。我们只能采取保守治疗，让她服用稀释血栓的药。
其中有一种是进口药，乐安县城买不着，非得到省城南昌才能买到。一片十二粒，一百多块，价格不菲，这类贵的药医保是决不给报销的。母亲一直嫌费钱，断断续续地服着药，也没把心脏病放在心上。医生嘱咐母亲一不能劳累，二不能忧心；可要做到这两条又谈何容易?
父亲七十岁之后得了肺气肿，求医问药罔效。每到晚上便撕心裂肺地咳嗽，厅堂和房间的地面上布满斑斑点点的痰斑。天气一冷更甚，肺部像破败的风箱，任凭他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就是难以呼吸。经常要去郎中那儿打吊瓶，才能稍稍缓解。我们兄弟姊妹在外为各自的生计奔忙，只有母亲承担照顾父亲的重任。冬天父亲要用火笼烤火，灶膛里要烧柴火，母亲为此拖着老病的身体上山打柴。
母亲因为上山打柴，在沟里摔了一跤，心脏病发，一头栽倒在沟边。所幸沟里没水，被下山回来的堂哥及时发现，送到医院。
上苍垂怜，母亲总算抢救过来了。二姐和六妹在医院轮流照顾四十多天后，母亲终于能架着双拐下地走路了。这时母亲便吵着出院。然而回家照顾两个老人又成了大难题：各家有各家的事，谁能够撂下工作回家，全心照顾老人？即便雇人，在空荡荡的只剩老弱病残的农村，出钱也雇不着人。终是七弟气魄大，关闭了东莞的小厂，举家回村，在家整整照顾了父母两个月。母亲终于能丢掉双拐走路了，强打精神也能够烧火做饭了，她便着急催七弟赶紧回东莞。
那年除夕，女儿三个月大一点，我没回去，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冷冷清清的，只有父母两个，母亲接了电话，说话还有些含糊不清，大约嘴巴还有一些歪，让我好好带女儿，带着歉意说，她如今老了，身体不行了，不能帮我们带孩子了……
（四）
又过了一年，我们带着小孩举家回去过春节，因为怕孩子受寒，我们都住在县城的岳父家。除夕那天，我一人回村跟父母过年，看着母亲颤颤巍巍地挂上爆竹，吃饭时颤颤巍巍地为我端上炖好的小母鸡。
晚上，我特意坐在灶边帮母亲填柴火，费力地拗着松枝，被烟熏得狼狈不堪。母亲放下锅铲走过来，眯着眼睛说，“你城里人干不了这个了。”
我让出来，见她颤颤巍巍地坐在小凳子上，用粗糙臃肿的双手熟练地折着松枝往灶膛里送。泛红的火光中照着母亲皱纹深深的脸，我心里一阵酸楚。几十年前，同样泛红的火光中是一张年轻的脸。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沉默温和，从不搬弄是非，这一生把自己的一切都榨干了。村里墓碑上对故去女人的评价，不过是“含辛茹苦”，“养育多少儿女”这寥寥数语。谁知这几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苦难和奉献，多少无私、沉重的爱。
我想，像我母亲这样的农村底层妇女比比皆是。她们是家庭的基石，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底座，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老了却无所依凭。我常常有一种冲动，专门请一段时间假回去照顾父母，或者把父母接过来照顾。可冷静下来却发现有心无力，工作前程、房贷压力、日常开销……一旦没了收入，我自己的家庭很快会陷入困境。
我在兄弟姊妹中状况算好一点的，他们更艰难一些。父母生病时，我们七人只能倒换着去照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其他兄弟姊妹少的，生活窘困的，老人只能祈求身体硬朗了，不然只怕只能自生自灭了。
更为悲催的，到我们这一代人，进了城里，便设法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幼儿园。为孩子上一个好小学咬紧牙关买学区房，为孩子将来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倾其所有送她出国留学。即便在农村，小孩到县城上高中后，做娘的通常辞工回家，专门去县城租下房子照顾小孩。也要像上一代人一样成为下一代的底座。支撑起家庭运转，继而支撑起社会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