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最具献身精神的《寻枪》

据说,《寻枪》最早是某作者的一篇小说,然后,导演陆川改编拍摄成了电影,再然后,陆川又由电影写成了这本十万字的小说。这过程其实挺有意思,就是说陆川从最初的小说中攫取,又在自己的小说中放大了。

　　陆川显然不是一个熟练的叙述者,我似乎能够想象他,面对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过渡,束手无措,不晓得如何将这空白填满。人和事都兀自在着,而之间的那种连绵不断的关系,究竟当由什么去组成?文字,对于一个以镜头画面为书写工具的电影人来说的抽象、虚枉、无从抓挠,是一个问题。

　　尽管是在这些零碎的掩埋之下,寻枪故事依然显出它的好。这故事的核,很单纯,就是“寻枪”。这单纯并不是简单,而是指它的形态,节约与明快,和繁复相对立,绝不影响它的丰富性。

　　事实上,在这单纯的核里,聚集有相当饱满的资源——在这个西南山区的古镇里,一把公务用枪并不具有实际的用途,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意义上,即国家机器最极端强力的执行。

　　所以,当它遗失之后,给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是在理论上推理成功的。这推理合乎逻辑,但却大不可能实现,然而,后果则是现实的,那就是派出所警察马山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及一系列派生出的惩罚:扣除全所奖金,取消荣誉称号,甚至殃及上级单位。

　　在这抽象的因与具体的果之间,就有了一个不真实的空间,一切关于寻枪的行为在这空间里上演,都会呈现出变形的效果,这效果就是“夸张”。夸张的滑稽,伴随了整个寻枪过程,但是并没有妨碍事情越来越变得严肃,以致损害最终的壮烈,一个卑微的小人物陡然变为英雄。

　　“寻枪”的“寻”,要由情节去展开。情节是合理的,从时间上推理,马山是在妹妹的婚宴上丢失的枪,而他此时酩酊大醉,记忆已经模糊。

　　于是,许多可能性出现了,事情陷入扑朔迷离,情节在这里拉开表现的空间,让各种人物和人物关系登场。这一着,使得“寻枪”与单纯的情节剧拉开了距离。当马山在这一段丧失的记忆里东碰西撞的时候,情节则蔓生出枝节,变得曲折,这就不至于影响情节剧的复杂性了。

　　想象力在此是相当兴奋与活跃的,情节合理又富有活力地铺陈开来,质地还是疏松的,要靠细节去“砌”,使其细密、结实。细节其实是决定故事的弹性和光泽的因素。“寻枪”里,有这样几个细节,贯穿于情节之中,它们有些像闲笔,但却有效地呈现出失枪的边地与遥远的国家中心的距离,这距离令人伤怀,又不无滑稽。

　　第一个是马山的妹妹马娟的新房,新人们执意选择在镇外边公路边上,十分的突兀;第二,马山终于向上级汇报了丢枪的事故,局长问丢了多久,回答二十个小时,局长大惊道:“二十个小时!要是坐汽车已经到省城了!坐火车到北京了!要是坐飞机都到美国了!”

　　这假设一下子将这山区与外面的大世界联系起来,于是,马山眼前便出现了天安门广场发生枪案;再有,就是当马山决定采取行动时,到妻子供职与儿子就读的小学校,最后看他们一眼,孩子们正在读书,读的是:“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在祖国的土地上,都是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幅员辽阔的祖国,在课本上向他显现,是何等的抽象却又神圣,而他已决定去献身了。

　　前边情节设置得越险,后面结尾的难度便越大。马山在酒醉的朦胧意识里寻觅线索,事情一阵明一阵暗,进一步,退两步,真不知该如何结束。

　　但是,真相还是在浮出水面。这是马山采取最后极端行动的不得已和得已,具有了这两项条件,才可绝处逢生。马山的最终行动,多少有些“好莱坞”的痕迹,可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样了。

　　得承认,“好莱坞”是有办法,它技术成熟,可将人逼到绝处,再一把拎起来。马山的行动就有这点意思。事情到这一步,马山只有豁出命去了,就在这一“豁”,他从平庸中脱生,有了英雄的光华。所以,这一“好”,还是够分的。

　　有了这些好处撑着,陆川虽有些不着力的地方,但作为一部小说,基本的条件都已具备,体现了一个虚构者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