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发表于2017-03-11日
为供儿读书，母亲远赴异国拼命打工，累成了脑出血。为省钱，她长期蜗居在地下室一隅，但告诉儿子：“我很好。”在母亲病危之际，留守儿子的孝心终于觉醒：为了完成母亲返回故土的心愿，他决定“跨国运母！”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承载着一个孝子“跨国运母”壮举的班机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平稳降落。25岁的李春晖，带着生命垂危的母亲吴贞爱，千里迢迢回家——因为在韩国打工7年，母亲对儿子有句承诺：“2011年，我们一定回家。”
母亲病危远在韩国
“你母亲突发脑出血，正在抢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你快点来韩国。”
2010年5月21日晚上8点，正在大连出租屋里玩游戏的李春晖突然接到父亲李国栋从韩国打来的电话。李春晖只觉得胸口发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放下电话，李春晖四处咨询办理赴韩签证的事情：因为他是探病出国，需要韩国医院出具吴贞爱病历、韩国驻中国领事馆进行核实等繁琐程序后，才能批签证，需要10天时间。
10天！母亲能等到他的到来吗？在痛苦的等待中，往事又涌上李春晖的心头。
李春晖1986年出生在吉林辉南县的农村，父亲李国栋是小学教师，母亲吴贞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李春晖上小学后，父亲因为没有正式编制而离开学校，与母亲一起到长春打工，将李春晖寄住同村的姑姑家里。在父母远离的日子里，李春晖过早地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滋味。10岁那年春节，父母又一次准备外出打工时，李春晖哭得撕心裂肺，母亲留下“你要懂事，要听话”的嘱咐再次远行。母亲离去的背影浇灭了他对父母的热情。
上中学之后，李春晖又被父母寄住在大连的舅舅家。1997年末，父亲托人介绍去了韩国首尔打工，第二年，母亲吴贞爱也跟着去了韩国，李春晖和父母很长时间都见不上一面。长大的李春晖已经习惯了分离，像所有80后的孩子一样，戴耳机，打篮球，踩着单车在街道上飞奔，他坚韧而孤独地成长着。
高一的一天，李春晖突然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学校的宿舍里，从没有过的孤单和无助让他流泪了。第三天，恰好母亲吴贞爱打来电话，李春晖在电话里咆哮起来，说了很多伤害她的话。李春晖也慢慢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父母回家，他更是直接带他们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动辄上千元。他认为这是父母该为他花的，因为他们亏欠他太多。
2003年，李春晖上高三了。爱好漫画的李春晖喜欢平面设计，想当一名设计师，可在填报志愿时，母亲吴贞爱赶回国，苦口婆心地劝他以后当教师、公务员，或者文员。在母亲的劝说下，李春晖将设计专业换成了法律。可考上沈阳公安司法学校，他就后悔了。毕业时，他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报考公务员，而是选择了跟平面设计有关的工作，还让父母寄钱，去新加坡学习设计。可从新加坡回到大连后，李春晖又对设计失去了兴趣。他的“折腾”让父母非常担心，吴贞爱时常打电话，嘱咐他脚踏实地地生活。可李春晖根本听不进去，依然不去正规公司上班，只是打些零工。
上大学后，李春晖在内心对父母不再依赖，对他们也少了一份抱怨。偶尔，他会主动给父母打电话问好。母亲吴贞爱告诉李春晖：她和父亲在韩国工作轻松，住得好，吃得也不错，等他们攒够钱就回国，在大连买房。李春晖便认为父母在韩国的生活应该还不错。
就在母亲倒下的前两天，她还给李春晖打来电话。那时，李春晖正和同学在外面玩，他没说上两句就不耐烦地挂断电话，让母亲以后再打。谁曾想，“以后再打”竟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为了节约路费，母亲每次都是乘坐海轮回大连。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很好”背后母爱汹涌
2010年5月30日，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终于向李春晖派发了签证。第二天，李春晖就飞赴韩国仁川，然后乘大巴赶到首尔。因为是朝鲜族人，精通朝鲜语，李春晖的通行并没有太多障碍。
在车站接他的是父亲李国栋，头发半白，眼睛里布满血丝，连声音都是嘶哑的。李国栋决定让李春晖先把行李放回住处，再去医院。
父子俩坐上一辆公共汽车，50多分钟后，当楼房越来越矮、街道越来越窄的时候，李国栋说：“下车了。”
下车后的李春晖愕然，眼前是一排排低矮而破旧的小房子。李国栋淡淡地说：“这是首尔的贫民窟。”他们走过狭长的过道，走下楼梯，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室，李国栋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在韩国“生活很好”的父母就住在这里吗？李春晖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眼前这个不足8平米，没有窗户，除了椅子、地铺没有其他家具，除了小电视没有其他电器，房间正中挂着一家人合影的房间，就是父母的居所！
“你们在这里住了几年？”
“到韩国后就住在这里。”李国栋边收拾房间，边告诉李春晖：吴贞爱在电话中说他们过得很好，就是怕李春晖担心。其实，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做苦力，吴贞爱则在饭店洗碗、打杂，因为没有技术和文化，她所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为了节省开支，夫妻俩隔几天才能买些蔬菜熬汤，半年都没舍得吃上一顿肉。困苦的日子里，吴贞爱特别想念儿子，每当丈夫劝她回国时，她说：“等钱攒够了，咱就回家。”为了攒钱，吴贞爱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进医院。5月21日，她在干活时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诊断是长期高血压加上过度劳累，引发了大脑出血……
说着说着，李国栋叹了一口气：“你别怨你妈，为了让你好好生活，她恨不得把命都豁出去……”
这就是母亲嘴里念了7年的好生活！泪水如决堤的河流顺着李春晖的脸颊流淌，想起自己对父母的埋怨、记恨，想起对父母血汗钱的“糟踏”，他不敢正视父亲的目光，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到母亲身边去，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一切！
李春晖跟随父亲来到韩国首尔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25年的生命里，李春晖不曾记得自己这样近距离看过母亲：母亲的头发凌乱，面容憔悴。李春晖跪在母亲的床边哭道：“妈，我是小晖，我对不起你，我来看你了……”病床上的吴贞爱没有丝毫的表情。
医生告诉李春晖：吴贞爱右脑细胞已经90%死亡，受损脑组织一直没有消肿，右侧头盖骨被摘除，没有意识，只能在喉部切开口子，安装辅助呼吸和进食的设备。即使她熬过这一关，也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再说话、站立。
尽管如此，李春晖还是坚定地向医生恳求：“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请你们尽全力救救我妈妈！”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承载着一个孝子“跨国运母”壮举的班机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平稳降落。25岁的李春晖，带着生命垂危的母亲吴贞爱，千里迢迢回家——因为在韩国打工7年，母亲对儿子有句承诺：“2011年，我们一定回家。”
母亲病危远在韩国
“你母亲突发脑出血，正在抢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你快点来韩国。”
2010年5月21日晚上8点，正在大连出租屋里玩游戏的李春晖突然接到父亲李国栋从韩国打来的电话。李春晖只觉得胸口发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放下电话，李春晖四处咨询办理赴韩签证的事情：因为他是探病出国，需要韩国医院出具吴贞爱病历、韩国驻中国领事馆进行核实等繁琐程序后，才能批签证，需要10天时间。
10天！母亲能等到他的到来吗？在痛苦的等待中，往事又涌上李春晖的心头。
李春晖1986年出生在吉林辉南县的农村，父亲李国栋是小学教师，母亲吴贞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李春晖上小学后，父亲因为没有正式编制而离开学校，与母亲一起到长春打工，将李春晖寄住同村的姑姑家里。在父母远离的日子里，李春晖过早地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滋味。10岁那年春节，父母又一次准备外出打工时，李春晖哭得撕心裂肺，母亲留下“你要懂事，要听话”的嘱咐再次远行。母亲离去的背影浇灭了他对父母的热情。
上中学之后，李春晖又被父母寄住在大连的舅舅家。1997年末，父亲托人介绍去了韩国首尔打工，第二年，母亲吴贞爱也跟着去了韩国，李春晖和父母很长时间都见不上一面。长大的李春晖已经习惯了分离，像所有80后的孩子一样，戴耳机，打篮球，踩着单车在街道上飞奔，他坚韧而孤独地成长着。
高一的一天，李春晖突然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学校的宿舍里，从没有过的孤单和无助让他流泪了。第三天，恰好母亲吴贞爱打来电话，李春晖在电话里咆哮起来，说了很多伤害她的话。李春晖也慢慢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父母回家，他更是直接带他们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动辄上千元。他认为这是父母该为他花的，因为他们亏欠他太多。
2003年，李春晖上高三了。爱好漫画的李春晖喜欢平面设计，想当一名设计师，可在填报志愿时，母亲吴贞爱赶回国，苦口婆心地劝他以后当教师、公务员，或者文员。在母亲的劝说下，李春晖将设计专业换成了法律。可考上沈阳公安司法学校，他就后悔了。毕业时，他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报考公务员，而是选择了跟平面设计有关的工作，还让父母寄钱，去新加坡学习设计。可从新加坡回到大连后，李春晖又对设计失去了兴趣。他的“折腾”让父母非常担心，吴贞爱时常打电话，嘱咐他脚踏实地地生活。可李春晖根本听不进去，依然不去正规公司上班，只是打些零工。
上大学后，李春晖在内心对父母不再依赖，对他们也少了一份抱怨。偶尔，他会主动给父母打电话问好。母亲吴贞爱告诉李春晖：她和父亲在韩国工作轻松，住得好，吃得也不错，等他们攒够钱就回国，在大连买房。李春晖便认为父母在韩国的生活应该还不错。
就在母亲倒下的前两天，她还给李春晖打来电话。那时，李春晖正和同学在外面玩，他没说上两句就不耐烦地挂断电话，让母亲以后再打。谁曾想，“以后再打”竟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为了节约路费，母亲每次都是乘坐海轮回大连。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很好”背后母爱汹涌
2010年5月30日，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终于向李春晖派发了签证。第二天，李春晖就飞赴韩国仁川，然后乘大巴赶到首尔。因为是朝鲜族人，精通朝鲜语，李春晖的通行并没有太多障碍。
在车站接他的是父亲李国栋，头发半白，眼睛里布满血丝，连声音都是嘶哑的。李国栋决定让李春晖先把行李放回住处，再去医院。
父子俩坐上一辆公共汽车，50多分钟后，当楼房越来越矮、街道越来越窄的时候，李国栋说：“下车了。”
下车后的李春晖愕然，眼前是一排排低矮而破旧的小房子。李国栋淡淡地说：“这是首尔的贫民窟。”他们走过狭长的过道，走下楼梯，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室，李国栋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在韩国“生活很好”的父母就住在这里吗？李春晖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眼前这个不足8平米，没有窗户，除了椅子、地铺没有其他家具，除了小电视没有其他电器，房间正中挂着一家人合影的房间，就是父母的居所！
“你们在这里住了几年？”
“到韩国后就住在这里。”李国栋边收拾房间，边告诉李春晖：吴贞爱在电话中说他们过得很好，就是怕李春晖担心。其实，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做苦力，吴贞爱则在饭店洗碗、打杂，因为没有技术和文化，她所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为了节省开支，夫妻俩隔几天才能买些蔬菜熬汤，半年都没舍得吃上一顿肉。困苦的日子里，吴贞爱特别想念儿子，每当丈夫劝她回国时，她说：“等钱攒够了，咱就回家。”为了攒钱，吴贞爱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进医院。5月21日，她在干活时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诊断是长期高血压加上过度劳累，引发了大脑出血……
说着说着，李国栋叹了一口气：“你别怨你妈，为了让你好好生活，她恨不得把命都豁出去……”
这就是母亲嘴里念了7年的好生活！泪水如决堤的河流顺着李春晖的脸颊流淌，想起自己对父母的埋怨、记恨，想起对父母血汗钱的“糟踏”，他不敢正视父亲的目光，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到母亲身边去，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一切！
李春晖跟随父亲来到韩国首尔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25年的生命里，李春晖不曾记得自己这样近距离看过母亲：母亲的头发凌乱，面容憔悴。李春晖跪在母亲的床边哭道：“妈，我是小晖，我对不起你，我来看你了……”病床上的吴贞爱没有丝毫的表情。
医生告诉李春晖：吴贞爱右脑细胞已经90%死亡，受损脑组织一直没有消肿，右侧头盖骨被摘除，没有意识，只能在喉部切开口子，安装辅助呼吸和进食的设备。即使她熬过这一关，也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再说话、站立。
尽管如此，李春晖还是坚定地向医生恳求：“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请你们尽全力救救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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