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内秘档流失记

　　清朝大内秘档，指的是清政府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里的档案，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等。围绕这批重要档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演绎了一出令人扼腕而叹的“伤心剧”。
　　醇亲王下令销毁档案
　　清朝年间，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6大间，戒备森严，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的。1909年，年久失修的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耽搁近10年的修缮之事才付诸实施。
　　修缮库房之前自然得先迁移档案，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事有凑巧，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载沣很不悦，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要找的档案没有，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被销毁的命运。
　　恰好在这时，张之洞（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为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之事，特地委派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罗振玉来到内阁大库，一眼就看到了捆扎在一起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便顺手抽出翻阅了一下。不料这一翻，他顿时就愣住了。
　　原来，罗振玉抽出的两卷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要被销毁呢？
　　罗振玉当即将此事向张之洞作了汇报，随即，张之洞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他的周旋，这批珍贵档案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
　　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档案迁移到了被称为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内阁大库中的档案一时仍放原处没动。
　　傅增湘命鲁迅麻袋里“寻宝”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这批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却并没有认真保管。整理时，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的档案像堆放垃圾一样，放在了端门门洞中。
　　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听说有这样一批宝贝，当即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其中一人便是此时恰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后来，鲁迅在他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中说：“凡我们捡起（放）在桌上的，他总要拿进去，说是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很显然，少的“那一点”无疑是被教育总长傅增湘据为己有了。
　　从“废纸”到被贩卖
　　到了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琨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以致像教育部这样的机关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批当废纸给卖了。
　　第一批被卖掉的，是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最后被十几个商人合股以3000多银元的标价购得。第二批被卖掉的，是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止的档案，计有14.8万余斤。最终，南纸文具店的老板同懋增用4050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内的档案。
　　当这批内阁档案经由北京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间时，罗振玉偶尔在市摊上发现了。于是，他主动找到同懋增将之全部买下。
　　不久，罗振玉便将一部分大内档案，以高价卖给了清朝另一遗老李盛铎。李盛铎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将其余6万斤运往天津、大连兜售。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40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
　　1928年以后，李盛铎又将部分大内档案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
　　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馆派出专人，将劫后仅存的大内档案悉数收集整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才真正有了稳定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