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仲揆改名李四光说起

要提李仲揆这个名字，恐怕多数人不知道是谁，可要说起李四光，无论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摘掉新中国贫油帽子的人。你听说过吗？鼎鼎大名的李四光14岁前一直叫李仲揆，他怎么改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呢？这里面有一段趣事。
　　 14岁的李仲揆因成绩优异被学校选送日本留学。填写出国护照表格时，他一不小心在“姓名”一栏中填上了年龄“十四”两字。这下可苦了李仲揆同学，表格就一份，再填需要花钱买，可他没钱买。好在当时的学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于是聪明的李仲揆同学灵机一动，把“十”字改成了“李”字，这样姓名就成了“李四”。改后仔细一端详，这“李四”又太俗太不好听了，于是又提笔在“李四”的后面加了个“光”字。这一改就成了“到四面八方追求光明”之意，自己也顿觉欣欣然。从此，“李四光”三字渐渐闻名于世。小疏忽成就了大寓意，大寓意成就了非凡人生。
　　 名字是人的符号的代表，是人的信息向外传递的载体。俗语说：“名不正，言不顺。”现在起名字不仅要讲究平仄，还要讲究内涵和个性。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的品格在日常修为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自己的名字趋近。于是，改名字也成了品格养成的手段。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原北京大学校长沈尹默先生，原名叫沈君默。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沈先生，你平时默不作声，何必名字中多带一个口呢？”意思是，他的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君”字下面又有一“口”，未免多余。沈尹默先生当即表示赞同，平时奉行“希言自然”的他，从此改为“尹默”以明志。
　　 在“孙中山”这个响遏行云的名字出现之前，孙文博士经常使用的是“孙逸仙”三字。当时孙先生常年奔走海外，从事反清排满、民族独立的革命事业。为方便秘密工作，他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一次章士钊翻译孙先生的革命活动资料，由于日语水平有限，误将“中山樵”译成了“孙中山”。此名一出，大得孙先生喜爱，竟将错就错，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近代史上，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徐志摩21岁出国留洋前并不叫徐志摩。他小时候，家里来了个叫志恢的和尚，亲切地摩过他的头。他爸徐甲如先生信佛，觉得灵光可借，于是，给徐志摩出国前定下了这个大名。年轻的徐志摩慧心独具，写下许多彪炳千秋的文字，早早地就扬名海内外。可惜的是，佛光也敌不过一个“情”字，徐志摩还是不幸坠机、英年早逝了。
　　 现代文学史上的改名比较能说明问题。当谢婉莹改成了冰心，当周树人改成了鲁迅，当陈乾生改成了陈独秀，都成就了鼎鼎大名。他们改名的原因大都倾心于新名字特别的寓意，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仅仅是个性使然。像丁玲女士本不姓丁，只是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姓了“丁”。还有的改名仅仅是当时心情的展现，不曾想却写进了文学史，像沈雁冰就是一例。1927年的沈雁冰写小说刊发无门，穷困潦倒，内心十分矛盾，于是顺手在手稿上署了个“矛盾”的笔名。后来小说得到了叶圣陶的喜爱，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叶圣陶觉得“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人名，便在“矛”字上加了个草头。从此，人们知道“茅盾”的多，知道“沈雁冰”的少了。
　　 在当代，人们更加珍重自己的名字了。特别是在娱乐圈里，名字起得靓不靓，跟响不响、红不红有相当的关系。当跑龙套的刘福荣改成了刘德华，演武打替身的陈港生改成了成龙，普通的邻家小妹杨岗丽改成了杨钰莹，土里土气的张菊霞改成了韦唯，名字在主体的努力下不仅是大红而且是大紫了。
　　 凡人皆有姓名，这再普通不过。但名字对人来讲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符号，有一点是肯定的，名字天天与人亲密接触，会在无形中成就人，这不是唯心。“平娃”改成“平凹”也定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当然这并非绝对，名字寓意跟现实情况不尽相符的也比比皆是。蒋干不干练，来俊臣绝非俊臣，杨国忠并不忠于国家，魏忠贤更是玷污“忠贤”二字……这种强烈反差构成的讽刺，代代不乏有。
　　 （编辑 慕容吟）
（作者：崔耕和）